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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发布时间:2014/3/21 15:41:33  来源:本站  点击量:1761

  中国共产党早期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理论来自于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及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日益成熟,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知也日益深入,虽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却经历了重大变化。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进程,选择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道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也摆脱了“拿来”,进入依据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创新的历史过程。

  从苏俄和共产国际“拿来”: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理论层面,地方党组织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还十分有限,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还显得粗糙

  1922年,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认知来说是一个转折年份,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其纲领中认识到民族问题,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军阀封建割据的政治形势,指出:“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的国家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决议案包括如下内容: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4、蒙古、西藏、回疆一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5、在自由联邦的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早决议案。从这一决议案可见,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并非完全用民族话语分析蒙古、西藏以及新疆问题,而是结合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在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中确立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分析指出将蒙古、西藏、新疆“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因此提出蒙古、西藏以及新疆从“武人政治”下自治自决的目标。1923年明确提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

  中国共产党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是理想,也是旗帜。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直到其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全国才有党员420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有党员994人,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仍然处在秘密状态,工作重点也集中于大城市,其活动范围尚未真正到达民族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大多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具体状况还缺乏切实的了解,解决民族问题还处在理论的初步建构阶段。直到1924年以后,民族解放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面对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状况,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同时,从推动各民族联合的目标出发,支持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民族自决,抵制大汉族主义对各民族联合的负面影响。瞿秋白曾撰文指出:“中国劳动平民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应当以苏联为模范,来组织革命的政权——就是使中国境内蒙古、西藏、满洲、回回等民族,完全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加入革命的中国。中国的平民决不能承认汉满巨商及官僚对于蒙古等民族的特权,应当反对他们压迫剥削这些弱小民族。中国革命的平民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完全自决权,尤其要帮助国民革命的蒙古,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和它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

  1926年,中国共产党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背景思考苏俄与中国民族关系,指出:“在国际交涉上说,中俄协定已经明白规定蒙古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是中俄对蒙古关系,已不成问题了,所余下来的就是政治组织问题,这是要中蒙两民族自己决定的……”这里没有使用汉族概念,而是使用了中蒙两民族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中国民族和蒙古民族概念使用上尚未深究其指称的严谨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共产党组织早期对中国民族问题认知有限。尽管如此,1928年中共组织了内蒙古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委员中有共产国际所派的土默特旗蒙古族党员云润。到1929年中共中央已将内蒙古民族运动确定为特支主要工作之一,对内蒙古革命形势也有了较深入的认知,并于1930年形成了详细的关于内蒙古工作的计划大纲。党中央曾分析指出,蒙古族在内蒙古地区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民族问题便占据内蒙古问题的主要地位,而且蒙汉贫民处在同受压迫的地位,因此,他们在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中应有同样的要求和共同的斗争对象。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实践中,除了关注蒙古民族问题外,还关注回、苗、瑶、黎、满、朝鲜等民族问题,提出民族平等、消除对于各民族一切方式的剥削和帮助其发展的目标。1926年,中共中央提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应的政策,不损害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还提出:“请政府颁布解放苗瑶的明令,使其与汉人政治经济一律平等。”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在提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时,主要指出有蒙古、回、苗、黎、朝鲜、台湾少数民族以及、新疆和西藏。这一决议案的行文进一步证明,领导少数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党的政治纲领的重要内容。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除内蒙古以外的民族地区尚未深入,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理论仍然未能充分运用于革命实践中,这些理念更多地还处在宣传组织革命力量的阶段,但是,1929年以后,党组织已开始注意调查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在革命实践中调整策略。中共中央给云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少数民族的工作是云南党重要的工作之一”,要求省委必须成立民族运动委员会,调少数民族中一两得力同志参加工作,由这一委员会完成搜集材料,规定工作方法和提出少数民族要求的任务。1930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提出建立全国工农自己的政权,在苏维埃政权下,凡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一切法律命令等对于劳动者不分男女、不分种族(如汉、满、蒙古、回、藏、苗、黎等)、不分宗教信仰,都是一律平等地看待。并彻底承认并且实行民族自决,一直到承认各小民族有分立国家的权利。

  在革命实践中创新:中国共产党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和不断的研究,对中国的民族构成和少数民族实际有了深入的了解,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逐步走向成熟,更加符合中国社会实际

  实现“民族自决”,而后实现各民族的联合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选择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道路,推翻民族压迫,民族自由联合代替民族的压迫成为革命的重要目标。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壮大和革命实践的深入,特别是经历了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了民族问题,在民族地区还进行了“民族自决”的实践,和平、自由、平等和建立民众政权成为发动少数民族革命的重要内容。

  在长征中,每到一个民族地区,红军都会宣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主张,表明各民族均有决定建立什么政权以及这种政权与工农苏维埃关系的权利。红军还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军队,发展民族语言文化,同各少数民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红军在民族地区组建各种形式的政权的同时,还组建了一些革命武装,主要有贵州黎平侗、苗族自卫队,四川拖乌“彝民红军”、甘孜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独立团、赤卫队以及川、陕、甘地区回民游击队等。在民族地区建立政权和武装的过程,也是在少数民族中培养革命干部的过程,一大批少数民族革命干部成长起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推动了少数民族解放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最初拿来“民族自决”,全面接受列宁主义殖民地学说,用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到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承认民族自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总原则。从1945年以后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虽然承认民族自决,但是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却日见成熟,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更大范围的自治区方面取得重要经验。

  促成中国共产党最终走上以民族区域自治来调整中国民族关系的道路有着具体的历史和实际原因。民族自决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战略策略。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其成长的20多年中,充分利用这一战略策略,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最广泛地动员了少数民族参与到这一斗争中来,并在这一原则下推动着中国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

  随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土崩瓦解和人民政权的日益强大,中国共产党逐渐将民族自决权原则落实到推动各民族内部的整合和发展,以及各民族平等团结的路线上来,以适应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实际状况。民族区域自治成为适应这状况的最好形式,1945年9月,中共中央就指示贺龙、林枫:“在绥远蒙古人地区,可以组织蒙古人地方性的自治政府,并建立蒙古人军队。”

  中国共产党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与当时的国际关系也有着重要的联系。早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政治对垒就已经开始,反共反苏是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目标和共同利益,而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必然对双方力量对比形成强烈影响。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并企图将新疆和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194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问题应取慎重态度的指示电指出:“国民党现利用所谓内蒙独立问题大造谣言,已引起国内外注意,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正如3年后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代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鼓励民族自决的,鼓励民族自决是为了建立一种民族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如果在民族平等和民主政治制度业已建立之时仍鼓励民族自决,在民族平等获得政治保障之时仍然鼓励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便被绝对化并走向了反动。为了中华民族的整合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承认民族有自决权,但是不再以此为口号,以免给分裂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以口实则是新的战略选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成果。

  从民族自决走向民族区域自治也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制度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和不断的研究,对中国的民族构成和少数民族实际有了深入的了解,而国民党政府的彻底腐败和反动,使得中国共产党有条件选择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国家。这一国家制度的选择也决定了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可以实现这样的国家结构。同时,在汉族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不到全国人口90%的人口构成条件下,特别是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都是处在杂居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通过区域自治,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才是中国正确的建国之路,也才真正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在国内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放弃了民族自决的口号,从保障人民民主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不再强调民族自决。中国共产党从追求民族自决走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再次证明,任何国家或民族解放的模式都应与具体的民族、国家和历史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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